近期，受台风“杜苏芮”残余环流影响，京津冀等地出现大范围强降雨，洪涝灾情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

作为全世界最早有水文、水灾记载的国家，我们的先民在与洪水搏斗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防汛抗洪经验。

△ 高明治水图清 赵澄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资料图】

大运河是“实用的天才工程”，人们因地制宜，不断适应自然、利用自然甚至改变自然。在大运河沿线的许多的文化遗产中，我们都能够寻觅到古代的防汛智慧。

河道绕行，给流水做“减”法

大运河并不是只有一条主干道，它实际是由主干和支线共同组成的。在一些河段，当主线不便通行时，也会修建一些局部绕行的水道。

△ 河北沧县捷地减河生态文化带俯瞰图

其中，大运河有一种河道称作减河。由于中国东部汛旱两季分明，运河一方面存在水源不足的问题，另一方面在汛期还要防范水患。在汛期为了减轻河道和堤坝的压力，普遍采取了向东侧放水的策略，即在漕河的东堤一侧修建一系列的泄洪通道。

明朝后期要求当水位高于2.7米时即开闸分流。这些泄洪通道称作减河，“减”是加减的“减”，取“分流”之意。“弱则蓄使壮，盛以减其驶”，有减轻河道水量之意。

△ 捷地分洪闸

其中最有名的，是位于河北沧县捷地乡的捷地减河，开凿于明朝，是运河沧州段最重要的泄洪工程之一，渠首的分洪闸在之后的几百年间数度改造，一直发挥着至关重要的枢纽作用。

捷地，也曾是大运河的险段。捷地的地名，最早见于《明世宗实录》，因当地时常发生洪灾，得名“绝堤”，后逐渐谐音，演变为今天的“捷地”。

△ 捷地枢纽

中国先人把闸、坝、减河完美结合，顺势治水，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水利工程，彰显了中国古代水利技术的高超与绝妙。

“水上长城”——直面水流的洪泽湖大堤

洪泽湖大堤，古称高家堰。东汉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广陵太守陈登于淮河边的富陵湖、白水塘等诸湖荡的东北隅筑高家堰，形成洪泽湖大堤的雏形。后经历代逐步加高培厚接长，规模渐大。

明万历八年（1580年）至乾隆十六年（1751年）在大堤的迎水面建直立式石工墙。石工墙面用长0.8至1.2米、宽厚各0.4米的条石砌成。

石工墙长60.1公里，高7至8米，蔚为壮观，有“水上长城”之称，是目前世界上现存最长的古坝之一，是历代堤防工程建设成就的伟大标志，在我国江河防洪中长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洪泽湖大堤有丰富的治水文化遗迹。堤上周桥越堤遗址、镇水铁牛、乾隆巡视大堤留下的诗文碑刻等，是古代人民与洪水斗争的历史见证，具有深厚的水文化底蕴。

减水坝是古人在水利工程方面的杰出创造，为了防止河湖因水位过高发生决溢灾害，便在河堤上预先设置这种溢流坝。

走在淮安的洪泽湖大堤上，可以看到一处“道光信坝遗址”，堪称古代减水坝的标本。

据记载，历史上的洪泽湖大堤至少有35座减水坝，最早的一座是建于五代时期的萧家闸。清朝时，洪泽湖大堤上设有5座减水坝，分别以儒家“五常”仁、义、礼、智、信来命名，又称“上五坝”。

道光信坝遗址，就是当年大堤5座减水坝之一，也是洪泽湖大堤仅存的一处泄洪坝遗址，历史文化价值突出。为后人研究和保护洪泽湖大堤，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 淮安五坝图

江苏水网密布，桥也多，让人眼花缭乱。在设计时，这些古桥也充分考虑到了防汛和排水泄洪的功能。

既有单拱石桥，比如大运河在无锡的著名地标，400多岁的清名桥，至今仍延续着通航、蓄水、防洪、排涝等功能。

又有多拱石桥，因为一旦河道过于宽阔，单拱石桥便要让位于多拱石桥。比如著名的宝带桥，位于苏州城南澹台湖与运河交汇处，是京杭大运河沿线现存最长、桥孔最多、结构最轻巧的古桥。

宝带桥用坚硬素朴的金山石筑成，长达三百多米，如长虹卧波；53个桥孔倒映在水中，潇洒而又飘逸。如此精巧的设计，闪耀着古人高超的水工智慧。

最初建桥是为了保证漕运顺畅，同时防洪利流。唐代，澹台湖水在此自西向东，奔涌如潮，而运河上南北而行的船只受侧面冲击，常有倾覆发生。

时任苏州刺史王仲舒认为，在湖口填土做堤，如遇到暴雨，堤岸易被急水冲决，形成洪水。反复斟酌，还是建桥最为稳妥。据说王仲舒还带头筹款，捐出自己的玉腰带，百姓感念，便以“宝带”命名这座长桥。

建成千年以来，宝带桥发挥了多方面作用，它既是堤岸，又是纤道，五十三个桥孔净空较大，便于通行，也利于流水，有效地肩负起泄洪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