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今日报丨演前荐 | 郑荣健:悲剧的崇高揭示与堂吉诃德的影子——评话剧《红色》

△话剧《红色》海报

悲剧的崇高揭示与堂吉诃德的影子


(相关资料图)

——评话剧《红色》

文 | 郑荣健

当助手坎面对马克 · 罗斯科咆哮式的质问 " 你到底看到了什么?" 而肯定地、决然地回答出 " 红色 " 时,后者选择自杀其实已在预料之中。背幕投屏上寓意着血的红色淋漓而下,罗斯科一只手架伸着,犹如沉浸在思考中,安静地垂坐在沙发上,音乐强烈地响起。这是话剧《红色》最后的场面,悲壮而辉煌,甚至有一种指向宗教的、神圣的静穆感。

这部由王晓鹰导演的美国剧作家约翰 · 洛根名剧,就事件来说是很具冲击力的。著名画家马克 · 罗斯科于 1970 年割腕自杀是真实的历史事件,他的画风从表现主义向抽象主义转变也是美术史上的一个重要过程。这无疑给话剧《红色》提供了一个谜题,一个戏剧张力附着的、小径分岔的花园。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部戏的整个空间都建立在一个昏暗幽闭的画室里,完全没有外部生活的打开,也缺乏现实冲突的推进,而只是通过罗斯科和新雇佣的助手坎两个人或喋喋不休或滔滔不绝的对话与辩论,一层层揭示出罗斯科所处的困境及其精神世界的自相矛盾。第一次看这部戏时,至少在前半部分,我几乎都处于昏睡状态。略显装而带着浓郁专业色彩的台词,让戏剧性的展开沉闷而冗长,无形中制造了一个欣赏的门槛。

△话剧《红色》剧照,摄影:曹志钢

一个相对封闭的、逻辑密致的结构,你完全可以把它当作是一篇不断自我检视、自我辩驳的议论文,而论述的过程包括:一、罗斯科自我建立靶标,不断强调他的艺术观念和价值追求,即 " 创造一个空间 "。这个空间很自我,很理想主义。二、罗斯科不断暴露出自己的自相矛盾,既有艺术的无解与难以实现,也有资本和商业的冲击,还有必然的无可逃脱的物化。三、罗斯科越强调主体个性、越追求纯粹,就越具有商业价值、越承受物化的压力,就像深陷泥淖当中,越挣扎就越滑落,越暴露出自大、虚荣、封闭、脆弱等人性的弱点。四、罗斯科所创造的空间崩塌,意味着他的时代过去,但他在自我世界的残垣瓦砾中看到了以坎为代表的年轻一代走向开阔世界的可能性,也获得了自我解脱。他选择了自杀,与其说是一种极端的谢幕方式,毋宁说是充分认清现实后生命意志的最后燃烧。我们为之震撼,并不是罗斯科作为表现主义、抽象主义代表性画家的身份自杀,而是他被剥落了光环、暴露了脆弱之后,依然强悍地、献祭般地向着人类无解的终极问题发起了堂吉诃德式的冲击。

△话剧《红色》剧照,摄影:曹志钢

坎在剧中所扮演的角色,某种意义上更类似于引导者。在坎走进马克 · 罗斯特画室的那一刻起,虽然画室简陋,但罗斯科就像在神龛里,是坎所崇拜的偶像,凌乱的头发似乎也带着酒神的光环。他居高临下的、教父式的训导和高谈阔论,从阐释对色彩的认知、宣教绘画的层次及其深意,到谈论波洛克、伦勃朗、马蒂斯、卡拉瓦乔等画家,所有的铺陈不过是在强调他的世界无以伦比,是在 " 创造一个空间 "" 就像一个教堂 "。罗斯科的困境在于,无论你怎么去诠释画作或色彩的深意,作品呈现出来的只会也只能是 " 一种直观 ",艺术品永远依靠自身在说话,而画家不可能永远站在自己的作品旁边喋喋不休地阐释和导赏。正如坎所表达的困惑,既然你可以无止境地阐释并无限制地一层层涂抹色彩,你怎么知道一幅画已经完成了呢?这是一个隐含着终极内涵的具体问题,即无止境的精神追求与有限的表达之间,存在着无解的悖论。罗斯科解释 " 每一层油彩都蕴含着悲剧 ",包括反问哈姆雷特的经典问题 " 这是一个问题吗 ",说明他自己正陷入在这个无法完结的困境当中,他的滔滔不绝也预示着他内心的脆弱与惶恐,这是其一。罗斯科拿到三万五千美金替四季饭店作画,他一直试图把这件事情合理化、神圣化,试图说服自己是 " 创造一个空间 "" 就像一座教堂,一个心灵的交汇之处 ",即便所作壁画将装饰在一群庸俗之辈喧哗聚会的饭店外墙上,他仍然 " 会把它变成教堂 "。可他毕竟是拿了高价佣金的,在多次争辩当中,他屡屡展示了他作为雇主的权利:" 因为我是雇主。" 坎买外卖回来,他还惦着零钱,甚至嘟囔着 " 比那家贵五毛钱 "。这些下意识的言语和举动,一再说明他不可逃脱的现实," 艺术家就该饿死 " 和 " 艺术家也要生活 " 共同存在于一个脆弱的肉身之上,而这个肉身让他没法免俗,这是其二。其三,更有现代意味的悖论在于,在商业资本、流行文化高度发达的社会里,包括艺术家张扬个性的任何个体行为都难以避免其价值受到商业尺度的衡量。就像丹尼尔画作《伯沙撒的盛宴》那样 " 你已被天平衡量 ",生命价值无法孤立存在,而是一套关系学说,必然要建立在各种参照和外部语境当中,个性实现而使艺术家成名的过程也意味着这个名字被物化成了 " 名字 ",就像让波洛克死于车祸的超级豪华敞篷跑车和罗斯科为四季饭店作画的三万五千美元佣金。罗斯科都没有意识到,他雇佣坎和他不断强调这层关系的行为,以及他忽视漠视坎的身世、家庭、兴趣、爱好等言语举止,跟四季饭店雇佣他作画并无二致。他正在践行他所痛恨的。他表现得越张扬、越疯狂、越孤芳自赏,在坎的一句 " 就像四季饭店那样对吗 " 面前,一切都破碎瓦解,他试图也像米开朗琪罗画上假门假窗那样以示对抗的自得也不复存在了。

在主体价值被物化、被消解的汹涌大潮面前,罗斯科的挣扎变成了他的自欺欺人和对自我的另一种幽闭。他的时代毕竟过去了,新的时代会有新的艺术观念和手段出现,历史往往如此。当你对这部戏及其背后的历史文化背景有所了解,或许就会产生一种坎进入昏暗画室而逐渐适应、逐渐清晰的体验。甚至,你会跟坎似的产生共情,获得一种从崇拜到自觉乃至直视和挑衅权威的热血与悲情。一个艺术家的困境,在大众话语中不值一提,但当这种揭示困境的过程不断指向带有时代寓意的人类普遍困境时,特别是当那些我们习焉不察的细节将之昭示出来时,震惊就产生了。或许我们很容易从中构建出一种殉道的意义,即:一个崇尚纯粹艺术、坚持理想主义追求的画家,在面对商业资本和流行文化侵袭时意识到自己的时代已经过去,于是选择了有尊严的谢幕。最后推高的音乐就像一个浪漫化的仪式,不啻于是为罗斯科试图 " 创造一个空间 "" 一个神圣之地 "" 一个教堂 " 完成塔尖上的最后加冕。在这部戏中,罗斯科和坎的形象塑造无疑是很有深度、相当成功的。特别是罗斯科的形象,透过充满历史文化密度和哲理思辨色彩的语言,他的偏执痴迷、狂妄傲慢、脆弱虚荣,都让人印象深刻。罗斯科的 " 父亲 " 形象和坎的 " 弑父者 " 形象构成一个 " 弑父叙事 ",坎打开门进来和中间挑衅式的打开门窗,大幅度的光线昭示了一切,包括提供了希望和未来。

△话剧《红色》剧照,摄影:曹志钢

这样一个剧本,导演空间很有限。因为除了它的传记体色彩,整部戏就是一个幽闭空间里的两人对话,没有太多余地。随着对话推进而在背幕投屏上显示的相关画家画作,是比较吸引眼球的贯穿元素,确实给整个舞台提供了许多历史文化的层次和景深。值得注意的是全剧对于时间节奏的控制、音效节点的强调和抒情化段落的写意。比如,在坎打开门的罅隙到进入画室、接受训导的这个过程,导演用了相当的时长,似乎在刻意营造、强化渲染一种幽闭沉闷的环境。而某些特定节点出现的钟声,你可以理解为画室外教堂的钟声,也可以理解为人物内心的精神震悚与开启,当然也可以认为只是一个段落的休止符,整体上都比较的恰当。罗斯科和坎一起作画的段落,被处理成两人手持油刷临空挥舞的写意表现,这跟王晓鹰强调舞台写意的美学观念完全一致。还有开头进入与结尾推高的音乐,基本将作品定格在了崇高与悲壮的价值基调上,也可以看出王晓鹰对于古典悲剧或英雄形象的某种情结。

这部戏最直观的情感,可以说是表达对一个理想主义者的黄昏致敬,或如中国传统观念那样表达对美人迟暮、英雄末路的同情与悲悯,其价值似乎也在严肃艺术与商业文化对抗所带来的一系列艺术哲学思辨当中。一个自闭疯癫的艺术家跟大众情感是有距离的,特别是在理想主义频频遭遇群嘲和解构的当下,因此我更加看重它所揭示的困境及其揭示的过程,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个体生命认清自身的脆弱与强悍的路径,深刻阐释了人类在认识自身的宿命后依然保有、尊崇和张扬生命能量的奥秘。当然可能问题也在这里。它的内涵多义性和情感哲理相互折叠、层层深入的框架,很容易让解读半途即止,没办法进入到隐藏在深处的某些重大命题,过早地完成了一种古典式的闭环。那么,其不断演进的当下感在哪里呢?除了幽闭时空,我以为这是导演面对的又一个较难察觉的潜在挑战。因为止于同情、悲悯或感叹虽仍不失为忠实于原著的一种呈现,但其更具当下意涵的颗粒感就难免打了折扣。

△话剧《红色》剧照,摄影:曹志钢

在这个版本中,个别台词所作的本土化改造和个性化处理,一定程度上祛除了闭环的光晕,但并非没有更多的可能性。正如我们今天所见,解构主义、消费主义正越来越成为人们生活的日常。英雄谢幕自然能给人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怜悯情感和净化效果,但在此语境或后现代意义上,我总觉得这部戏还有一种让人细思极恐和仍在生长的深意。剧中没有呈现四季饭店的那帮庸俗喧哗之辈,作为罗斯科(实质也可看作剧作者)批判的对象,可能正在另一种话语维度里,解构或消费他的死亡。我一再想起堂吉诃德这个形象,而其最具现代意味的并不是作为 " 骑士 " 而是抱着 " 骑士梦 " 的羸弱与荒唐,让每一个普通人都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在身份置换的那一刻起,旁观者眼中的荒唐成为主体承载的命运,悲剧和喜剧就已殊途同归。在话剧《红色》中,我们也能找到相似的殊途同归,只不过现代社会复杂的经济、科技和人文交织,让我们隐隐有了一丝难以省察自身处境的微妙。命运就像占卜的银币在我们指缝间叮当掉落,当我们捡起来时,你猜会是哪一面?在不断演绎和塑造悲剧的崇高性时,这个行为本身就已进入到了罗斯科的处境当中,罗斯科的悲剧也可能成为堂吉诃德的喜剧。

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有自己的理想主义。但是,假如罗斯科不是早已成功过,确立了他的价值,他的自杀大概率会成为一个声名狼藉者的意外死亡。因为价值往往意味着一套关系学说,在后现代社会甚至更加辩证、更加复杂。这种喧哗的景观,恰恰是这部剧作不断演进生长的关键要素,也是罗斯科、堂吉诃德投影到普通人身上的光源,代表了坎打开门走出去后将看到什么。这是一个问题,也是无数可能,我很期待更多的可能迎风生长。

作者 / 郑荣健

《中国艺术报》新闻部副主任,主任记者

郑荣健,《中国艺术报》新闻部副主任、主任记者,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国戏曲学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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